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，敲得我心里“砰砰”直跳，一切都是在一念之间的事，我在暗自给自己打气，准备把门打开后，不管她用的是什么借口，我都必须先下手为强。
我就不行象自己这么年轻英俊的城市人，还征服不了一个农村的女人，她能嫁给二婚的，年近五十的廖科长，难道还真会对我坐怀不乱，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
不过我想到，自己肯定不能穿着军装干那种事，立即把军帽和上衣脱下，快速往桌子上一扔，又听到她“笃笃笃”地敲了三下门。
“谁呀？”
我装模作样地问了一句，深深喘了一口气，借以缓解心中的紧张和慌乱，没等她回答，伸手就去开门。
“哎，同志，”我刚刚把门打开，却听到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请问张子晨家是住这里吗？”
这时我已经打开房门，站在门口的廖春香正回头朝楼下的拐外口看去，从那里上来了两个穿四个兜的中年解放军干部，我觉得有点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来。
没等廖春香开口，我立即问道：“我就是，你们......”
这时我才忽然想起，他们是武装部的干部，当兵在武装部集合的时候看过他们。
廖春香看到我站在门口，立即闪到了一边。
那两个干部走过来笑着对我说道：“哦，你就是小张呀，我们是武装部的。”
“哦，那快请进。”
他们俩走了进来，廖春香见状转身朝楼上走去。
我转而问他们：“两位首长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其中的一位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刚接到你们部队的长途电话，是你们团政委打来的，命令你立即赶回部队去！”
“啊？”我心里一怔：难道是要和苏修打仗？
另一位拿出一张火车票递给我：“这是我们受部队的委托，给你买的今晚从南昌到北京的火车票，等会我们武装部会派专车送你到北京去，请你准备一下。”
我没想到这么急，伸手挠了挠耳根：“这......就现在吗？”
“是的，或者是晚上十点的，但我们只能等火车，不能让火车等我们，何况从我们这到南昌还有两、三个小时的路要赶。”
“要不等下我妈回来吧，她马上要下班了。”
“这样吧，”其中的一位说道：“你跟他先走，我在门口等你母亲，把部队要你立即返回的情况告诉她。”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不能在拖延了，万一要是和苏联开战，我在这里拖拖拉拉的，武装部的人还以为我胆小怕死。
“好。”
我转身穿好军装戴好帽子，又跑到房间准备好行李，大步流星地从房间出来，跟着他们下楼，其中一个就在楼道门口等着我母亲，另一个带着我走到院子门口坐上一辆吉普车，风驰电逝地朝南昌赶去。
这次的突然离开，我心里没有什么对父亲或者石宝红的什么遗憾，只是觉得廖春香这只已经到嘴边的鸽子飞了，心里真是很不干。
我们赶到南昌时是晚上八点，武装部的人很客气地请我在餐馆里吃了一顿饭，我让他们先回去，他们却一直陪我等到十点，把我送到车厢，看着火车驶离站台后在离开。
这一路上我也没想别的，除了廖春香以外，我觉得神仙的预测也有不准的时候，什么知音不知音的，劳资连个女人味都没闻到。
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，白胡子老人所说的知音，却是还俗以后的老许头。
在北京换乘驶往东北的列车后，我才开始显得既紧张又兴奋起来，从小就想成为王成那样英雄的我，一想到马上就要拿起武器和苏军干，心想：有紫气护身，杀他们个人仰马翻，立个什么一等功成为战斗英雄应该不在话下。
到那个时候，劳资戴着军功章，穿着四个兜回去在石宝红面前打个转，非让她后悔死不可。
火车在市里停下后，已经是第三天的清晨，我走出车站验票口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，手里举着一块大牌子，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，看到身穿制服的军人，他都有凑过去问一声。
我走到他面前说道：“首长，我就是张子晨。”
“哦。”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后，说道：“我是师部保卫处的，请给我来。”
由于上次被高干事，也就是现在高副站长煽了一耳光，踹了一脚之后，听到“保卫处”几个字心里就发怵，别说还是师部保卫处的。
虽然我没做什么坏事，但还是阴沉下脸，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走出车站广场，被他带上了一辆边三轮摩托车。
我抱着行李，被安排在车斗里坐着，开车的是个两个兜的战士，不过看得出是个老兵，那个干部坐在他的身后，我们坐稳后，摩托车“呜”地一声朝师部驶去。
师部在市郊，和车站刚好一东一西，摩托车在路上大约行驶了四十分钟，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忽然想起离开部队时，副主任一脸阴沉地对我说过的话——“小张，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的时，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知道吗？”
尤其是后来他又莫名其妙地冒出那么一句：“你替勇儿看病的事，我知道吗？”让我感到问题有点严重，而问题的关键很有可能出在副教导员身上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部队急着叫我回来，肯定不是苏军打过来了，一定是为了我所干的那些封建迷信的是，副主任让我“该怎么说就怎么说”其实是反话，就算我顶不住要说出那些降魔驱鬼的事，至少不要把他给扯进来。
假如是到团部我不怕，毕竟他现在是政痣处的副主任，可现在是师部呀？当初团部保卫处的高干事都那么凶，师部保卫处的干事们还能和善到哪里去？
我一路上琢磨的是，一旦真的因为这事，要是被逼不过的时候，我是保护副主任好，还是把他拖下水更安全些？我一个士兵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要是捎上副主任是不是可以当我的挡箭牌呢？
摩托车快接近师部的大门时，我发现师部比团部要大气多了，同时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，我基本上可以肯定，只要几个干事上来一围，我尼玛什么都会说出来的。
这和勇敢不勇敢，怕死不怕死没有关系。
如果面对的是敌人，我肯定宁死不屈，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也是英雄，被推上刑场还是烈士。
可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的上级和组织，任何欺骗和负隅顽抗，无疑都是“自绝于人民”的死路一条。
我被送到师部招待所一个单间里住下，接我来的那个干部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叮嘱我没有命令不准离开招待所，吃饭的时候会有人叫我。
他刚走不久就有一个老兵叫我到食堂吃早餐，忐忑不安的我吃着馒头如同嚼蜡，就像是伸着脖子等着被人砍一样，那种滋味真不是人受的。
吃完早点刚刚回到房间，接我来的那个干部，带来了一位看上去级别更高的干部，看上去已经五十多了，魁梧的身材一身正气，看上去绝对是师一级的大干部，因为团长和政委的气质和他无法相比。
他向走到我的房间门口，接我来的那位干部在跟在他的身后，对我说了声：“张子晨，副师长来看你了！”
我一听是副师长，莫名其妙地便吓得浑身哆嗦，“啪”地一个立正给他敬了一个礼：“报告首长，我是三团一营后勤保障供应站的文书张子晨。”
嘴里说着，我的心里却已经慌了神。
我忽然想起老兵们说过，副教导员之所以与陈玉芬结婚，还是他做的媒，怪不得我告诉副主任副教导员的事，副主任晚上回来后，第二天整个人都变了，看来他已经意识到，副教导员要通过副师长找他的麻烦。
我报告完毕之后，副师长没有立即吭声，接我来的那个干部见状，立即知趣地离开了门口，走开之前还把门给带上了。
副师长这才从我面前走过，走到床上坐下，我跟着他转身，等他坐下后，我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
副师长突然看着我问道：“小鬼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“报告首长，我今年十八......哦，上个月满了，现在应该是十九岁了。”
“听说你们过去的教导员，也就是现在的团政痣处副主任，他家孩子病了还是你给瞧好的？”
“报告首长，我不会看病。”
“听说你会巫术？”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说道：“报告首长，我不会。”
“是吗，”副师长说道：“可我听说你们副主任不仅让你给他孩子看病，而且还叫你给你们的副教导员的女儿和妻子看过，说是什么鬼魂附体，有这么回事吗？”
副师长面无表情，既不是那种严厉、严肃的样子，也没有丝毫的和蔼可亲，貌似平平淡淡，却是不怒自威。
而我突然意识到，即使他在问我会不会巫术的时候，貌似一笔带过，却把重点放在是不是副主任叫我去看病的问题上。
显而易见，不管是副教导员还是副师长，应该都不会跟我一个新兵蛋子过意不去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针对副主任的。
想到这里，我在释怀的同时，又觉得绝对不能落井下石，只要他们最终的目的不是针对我，我就一点都不在乎。
“报告首长，”我解释道：“我是在替公社小学办墙报的时候，听孙校长说她孩子高烧不退，想到老家的老人们说过，一般小孩高烧不退，都是被什么给吓着了，只要晚上去烧烧纸就可以了，所以我是主动到她家去，在门口烧了些纸，至于她孩子是不是因此而退了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“那去你们副教导员家里，难道不是你们副主任叫的吗？”